那么，"大紅印"究竟是何來頭？
鄧時海先生編著的《普洱茶》一書，其中的第五篇《茶譜篇》，他概述了紅印圓茶的來源與流通，認(rèn)為"大紅印"是"現(xiàn)代普洱貢茶"，并梳通說："1949年佛海茶廠，改名為勐海茶廠，第一位廠長唐慶陽先生親口說：'打從范和鈞時期開始，那種紅色茶字的普洱園茶，一直都是選用勐臘最好茶菁做的，而在勐海一帶產(chǎn)的茶菁是做成綠色茶字的普洱園茶。'勐臘縣包括勐臘鎮(zhèn)、易武鎮(zhèn)等，所以紅印的茶菁是來自易武茶山大葉種茶樹，那里的普洱茶菁，一直都被定為最優(yōu)良的。"
鄧時海認(rèn)為"大紅印"茶菁原料來自易武茶山大葉種茶樹。事實上，并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鄧時海先生此觀點，他的"定論"僅是對于唐慶陽先生："打從范和鈞時期開始，那種紅色茶字的普洱園茶，一直都是選用勐臘最好茶菁做的"一句的過度發(fā)揮和主觀臆斷而已。
鄧時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學(xué)之書，立普洱茶學(xué)之說的熱切與初衷，就像他對普洱茶學(xué)的貢獻(xiàn)一樣，不可小覷。但鄧先生如此撰作、編造、臆斷的部分恐會貽誤后學(xué)，為投機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機。
因為，上世紀(jì)40、50年代，易武鎮(zhèn)優(yōu)質(zhì)茶菁區(qū)域交通堵塞，根本無法集中收購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產(chǎn)品，刮風(fēng)寨、麻黑等地山高路遠(yuǎn)，道阻且右，所謂"蜀道之難，難于上青天"，"黃鶴之飛尚不得過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"
茶商收購易武茶農(nóng)足量的茶菁原料，送到勐海制作批量"紅印"的可能性幾乎為零。
而恰恰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，成為讀者迷信源頭的同時，也成為了所謂普洱茶"大師"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機和手段，以及沈培平、余秋雨等人包裝"身份"的依靠。
當(dāng)然，我們那位文化學(xué)者余秋雨先生號稱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語法，但我們細(xì)細(xì)品咂他筆下的語法，也不過是把鄧時海的臆想換了一種表達(dá)。運筆于書閨之內(nèi)，大刀闊斧、闊論品鑒普洱茶，一二三十五六七......，令人佩服。
同時，先生們不約而同的搬出鄧時海先生前后期紅印園餅的分期，認(rèn)為："紅印普洱茶是1949年開始運銷到香港。紅印普洱茶可分為'早期紅印'茶餅和'后期紅印'茶餅，也就是20世紀(jì)40年代和50年代的產(chǎn)品。"
對此，鄧時海先生還提出，紅印茶餅前后期包裝印刷，及字體線條變化緣由等諸問題的分析，看似天衣無縫，其實，這些說法都是有待商榷的。
有確切史料記載，中茶商標(biāo)注冊于1951年。按照鄧先生的分期，要說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，就有"紅印"中茶商標(biāo)，如此不分輕重的言論，純屬無稽之談。
"大紅印"究竟已成歷史，或是縹緲虛無的存在，我們無法確切，傳說中的"大紅印"有沒有真實存在。因為拍賣會上以天價交易的紅印，存在著諸多疑點。
倉儲問題也是"紅印"的一大疑問，鄧時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《普洱茶》一書中提出，"紅印"茶餅都是"干倉"貯藏，前期約為65年，后期約為55年，算而今天，"大紅印"前后期茶餅已有70年和80年的歷史。
70至80年的骨灰級藏品，與福元昌號1920年陳茶都有同樣的問題。姑且不說這款"老茶"能不能飲用，有沒有毒的問題。
從近日香港某拍賣會上出現(xiàn)的天價"干倉"紅印來看，"干倉"所引出的疑問層出不窮。
素聞香港為"潮倉"地區(qū)，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"大紅印"，何來"干倉"之說？拍賣會的"干倉""紅印"如何在香港存為干倉？或者保存者如何烘為"干倉"？干倉之謎是這場拍賣會的最大漏洞，謎底不攻自破。
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贊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學(xué)問及普洱茶學(xué)問，把沈先生、白水清先生歸為不喝"下等茶"的大師，列為自己的同道中人。這些年，不知余先生是否還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與沈培平先生的友誼，和茶會故事？
給你個1200年前的"火腿"你敢吃嗎？我很難想象秋雨先生在《極端之美》中對那些古董茶嘖嘖稱贊的感受了。這倒也是一種極端，挑戰(zhàn)著我們的極端心理耐受能力！
沈培平先生對云南普洱茶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可能做過一些推動性的貢獻(xiàn)，但很難說功過相抵。這就像：再有才華的詩人，倘若他殺人嗜血，再高的才情也改變不了他是殺人犯的命運。
從2004年到2013年，再到今天，普洱茶市場變態(tài)、惡性的市場競爭，又何嘗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導(dǎo)埋下的禍根？而沈、余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，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漁翁之利的，這恐怕是人盡皆知的。
我們知道，包裝自己是某類"文化人"的特長，話茶時總要拉上金庸、白先勇等大先生，對普洱茶之學(xué)亦是如此。
余秋雨曾對普洱茶進(jìn)行過一次所謂的大排序，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為，對各類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，然后再向他口中的"大師"、"老朋友"白水清、沈培平、何作如、太俊林、張奇明、王家平們求證，尋找不謀而合的契機，真是良苦用心。
他的品鑒普洱茶，將"宋聘、福元昌、向質(zhì)卿、雙獅同慶、陳云號"五大"號級茶"排為前五名；將"大紅印、甲乙級藍(lán)印、紅印鐵、無紙紅印、藍(lán)印鐵餅"五種"七子餅"分別列為前五名；將"八八青餅、七子黃印、七五七二、雪印青餅、八五八二"五類"印級茶"排在前五名。
講的一套接一套，像是這些天價茶都在他們這一伙人的手中，時刻品類把玩似的。
盡管余先生最后總結(jié)說："可見，在口味等級上，高手們分歧不多。這樣，我也就放心了。"但細(xì)心的讀者會發(fā)現(xiàn)，余先生之觀點，更多的是與沈培平的分級觀點相重合的。
是不謀而合，還是座談同謀？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"大紅印"的人才心知肚明。
相對于現(xiàn)在諸多身體力行，親力親為，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學(xué)者喝普洱茶愛好者來說。余秋雨先生對談茶、品茶有自己獨特的見地。
他習(xí)慣以文筆、文采喝茶，天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，用妙語連珠，締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虛假體驗，令觀眾神魂顛倒，追捧不止。信而飲之，坑坑洼洼。
余秋雨先生試圖建立一種有等級的茶話世界，推崇以白水清、沈培平等"普洱茶大師"，并將與之對應(yīng)的"宋聘"、"大紅印""八八青餅"等所謂的高檔茶與普通茶劃清界限，進(jìn)而圖謀建立一種"有等級"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。
在我看來，闡明"上等人喝高檔茶"的道理，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鑒普洱茶的核心思想。
然而，白水清逐漸走上了"傳銷式"的普洱茶"大師"之路，他所謂自己手中價值連城、一泡難求的"大紅印"、"八八青餅"究竟是真是假，我們無從知曉？
沈培平早已成為囚籠困獸，再多、再貴、再高檔的"大紅印"對他而言也不過是貪欲的睚眥，或者他也做過抱著"大紅印"閃閃發(fā)光，成為"大師"和"教皇"的夢，但他們都走向或終將走向窮途末路。
直到今天，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還在枯坐閨中，冥思苦想哪一種普洱茶是一等品的問題呢？李白說："大塊假我以文章"。李白又說："安能摧眉折腰事權(quán)貴"。
在我看來，香港近日剛剛落幕的某拍賣會，也是這伙人集中自編自導(dǎo)自演自炒起來的。
我們今天所見的"大紅印"，本質(zhì)就是一種商業(yè)意義上的偽裝，不過是后來才換上的做舊的假包裝。而"大紅印"的存在，亦只是白水清"普洱茶教父"與"營銷家"的一種想象之物。
是時，民智已逐漸被文明所喚醒。時代越來越多的需要生活與品質(zhì)，越來越多的需要回歸日常，普洱茶的命運也擺脫不了這個趨勢。
因此，在普洱茶是什么的問題上，我一直推崇古人"柴米油鹽醬醋茶"的觀點，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義和終極目的，都是茶本身的飲品屬性。陳年與否，古老與否，并不應(yīng)該是衡量普洱茶優(yōu)劣的主流標(biāo)準(zhǔn)。
茶是用來喝的，好喝才是硬道理。我們不能因為這株茶樹古老、珍貴而昧著良心說好喝，也不能因為一株生態(tài)小樹茶因為它小而無視它的飲用價值。
好茶在于生態(tài)、在于工藝、在于是否與生活對稱，在于是否真心好喝、能喝，健康的、生態(tài)的、好喝的，就是好茶。
我相信，在未來，真正的普洱茶世界，只屬于那些用心做茶，用心喝茶，平恒勤儉，上善若水的茶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