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國，卻具有日本民族味。它有自己的形成、發(fā)展過程和特有的內蘊。
日本茶道是在“日常茶飯事”的基礎上發(fā)展起來的，它將日常生活行為與宗教、哲學、倫理和美學熔為一爐，成為一門綜合性的文化藝術活動。它不僅僅是物質享受，通過茶會，學習茶禮，它還可以陶冶性情，培養(yǎng)人的審美觀和道德觀念。正如桑田中親說的：“茶道已從單純的趣味、娛樂，前進成為表現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規(guī)范和理想。”十六世紀末，千利休繼承、汲取了歷代茶道精神，創(chuàng)立了日本正宗茶道。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。剖析利休茶道精神，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。
村田珠光曾提出過“謹敬清寂”為茶道精神，千利休只改動了一個字，以“和敬清寂”四字為宗旨，簡潔而內涵豐富。“清寂”也寫作“靜寂”。它是指審美觀。這種美的意識具體表現在“佗（chà）”字上。“佗”日語音為"wabi"，原有“寂寞”、“貧窮”、“寒磣”、“苦悶”的意思。平安時期“佗人”一詞，是指失意、落魄、郁悶、孤獨的人。到平安末期，“佗”的含義逐漸演變?yōu)?ldquo;靜寂”、“悠閑”的意思，成為很受當時一些人欣賞的美的意識。這種美意識的產生，有社會歷史原因和思想根源：平安末期至鐮倉時代，是日本社會動蕩、改組時期，原來占統(tǒng)治地位的貴族失勢，新興的武士階層走上了政治舞臺。失去天堂的貴族感到世事無常而悲觀厭世，因此佛教凈土宗應運而生。失意的僧人把當時社會看成穢土，號召人們“厭離穢土，欣求凈土”。在這種思想影響下，很多貴族文人離家出走，或隱居山林，或流浪荒野，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，過著隱逸的生活，創(chuàng)作所謂的“草庵文學”，以抒發(fā)他們思古之幽情，排遣胸中積憤。這種文學色調陰郁，文風“幽玄”。
室町時代，隨著商業(yè)經濟的發(fā)展，競爭激烈，商務活動繁忙，城市奢華喧囂。不少人厭棄這種生活，以冷峻、恬淡、閑寂為美，追求“佗”的審美意識，他們渴望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塊僻靜的處所，過起隱居的生活，享受一點古樸的田園生活樂趣，尋求心神上的安逸。而此時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這種審美意識引進“茶湯”中來，使“清寂”之美得到廣泛的傳播。
茶道之茶稱為“佗茶”，“佗”有“幽寂”、“閑寂”的含義。邀來幾個朋友，坐在幽寂的茶室里，邊品茶邊閑談，不問世事，無牽無掛，無憂無慮，修身養(yǎng)性，心靈凈化，別有一番美的意境。千利休的“茶禪一味”、“茶即禪”觀點，可以視為茶道的真諦所在。
而“和敬”這一倫理觀念，是唐物占有熱時期中衍生的道德觀念。自鐮倉時代以來，大量唐物宋品運銷日本。特別是茶具、藝術品，更受到日本人的青睞，茶會也以有唐宋茶具而顯得上檔次。但也因此出現了豪奢之風，一味崇尚唐物，輕視倭物茶會。而熱心于茶道藝術的村田珠光、武野紹鷗等人，反對奢侈華麗之風，提倡清貧簡樸，認為本國產的黑色陶器，幽暗的色彩，自有它樸素、清寂之美。用這種質樸的茶具，真心實意地待客，既有審美情趣，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養(yǎng)。
日本的茶道有煩瑣的規(guī)程，如茶葉要碾得精細，茶具要擦得干凈，插花要根據季節(jié)和來賓的名望、地位、輩份、年齡和文化教養(yǎng)等來選擇。主持人的動作要規(guī)范敏捷，既要有舞蹈般的節(jié)奏感和飄逸感，又要準確到位。凡此種種都表示對來賓的尊重，體現“和、敬”的精神。
日本茶道，以“和、敬、清、寂”四字，成為融宗教、哲學、倫理、美學為一體的文化藝術活動。
現代時期
日本的現代是指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。日本的茶在安土、桃山、江戶盛極一時之后，于明治維新初期一度衰落，但不久又進入穩(wěn)定的發(fā)展期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中日間的茶文化交流頻繁，另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國的回傳。日本茶道的許多流派均到中國進行交流，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多次帶領日本茶道代表團到中國訪問，第100次訪問中國時，江澤民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千宗室。千宗室以論文《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》獲南開大學哲學博士。日本茶道丹月流家元丹下明月多次到中國訪問并表演。日本當代著名的茶文化學者布目潮風、滄澤行洋不僅對中華茶文化有著精深的研究，并且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。2001年4月，日本中國茶協(xié)會會長王亞雷，秘書長藤井真紀子等一行到安徽農業(yè)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進行茶文化交流。
與此同時，國際茶業(yè)科學文化研究會會長陳彬藩、浙江大學教授童啟慶、臺灣中華茶文化學會會長范增平、天仁集團總裁李瑞河、浙江湖州的蔻丹、安徽農業(yè)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顧問王鎮(zhèn)恒、安徽農業(yè)大學副校長宛曉春等紛紛前往日本訪問交流。北京大學的滕軍博士在日本專習茶道并獲博士學位，出版了《日本茶道文化概論》一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