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人飲茶的歷史很早，宋人寇宗奭撰《本草衍義》稱“晉溫嶠上表，貢茶千斤，茗三百斤。”明末學者顧炎武據(jù)此認為，“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。”但此時飲茶尚未蔚為大觀，至唐人陸羽著《茶經(jīng)》后，飲茶始得大行天下，《新唐書·陸羽傳》載，“羽嗜茶，著經(jīng)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備，天下益知茶矣。”
所以，陸羽的功勞，不僅是推出一部中國最早的專業(yè)茶著，而且是藉此把飲茶的生活方式全面推廣，使得中國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，身體更加健康。
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中原王朝開始把茶作為一種對游牧民族的羈縻手段，“時回紇入朝，始驅馬市茶”。
歷史上，古人對茶也有微詞，唐玄宗朝右補闕毋煚對茶深惡痛絕，他說“釋滯銷壅，一日之利暫佳；瘠氣侵精，終身之累斯大。獲益則歸功茶力，貽患則不為茶災。豈非福近易知，禍遠難見。”宋人黃庭堅《煎茶賦》則云“嘔酸寒胃，令人失睡……寒中瘠氣，莫甚于茶。”顧炎武據(jù)此認為，“今南人往往有茶癖，而不知其害，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”。
茶的減肥去脂功效，在農(nóng)業(yè)社會，吃肉都是很奢侈的時代，這種指責有其合理性。但到了今天，人們攝食油膩過重，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壓普遍出現(xiàn)的今天，正是茶的“釋滯銷壅、瘠氣侵精”等減肥降脂功能為平衡人體營養(yǎng)攝入，居功至偉。
也正是茶，尤其是普洱茶的這種保健乃至藥用功效，如前所述，才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政權對邊地少數(shù)民族政權的羈縻方略，普洱茶，成為羈縻手段，客觀上維護了國家的統(tǒng)一，開拓了疆域。
普洱茶具有解毒、助消化、增加維生素的附帶功能被發(fā)現(xiàn)后，曾經(jīng)作為戰(zhàn)略物資，被專制王朝用以羈縻游牧民族，于是政治視野中的普洱茶出現(xiàn)了。
《明史·食貨志四·茶法》說：“番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則困以病，故唐宋以來，行以茶易馬法，用制羌、戎，而明制尤密。”《宋史·食貨志下五·茶法》說：“茶之為利甚博，商賈轉致于西北，利嘗至數(shù)倍。”這里所以特別說把茶千里販運至西北獲利頗豐，就是因為西北皆游牧民族，其日常生活以牛羊肉食為主，普洱茶“解油膩牛羊毒”的特性在此演變?yōu)榫薮蟮睦麧櫯d奮點。
歷史上曾經(jīng)發(fā)生因為中原王朝不與游牧民族交易茶馬而發(fā)生戰(zhàn)爭。史稱1573年，明神宗萬歷元年，蒙古人和明朝發(fā)生了一場持續(xù)3年的清河堡戰(zhàn)爭，起源就是明朝斷絕與蒙古人的茶馬互市，斷茶就等于斷了蒙古人的命，于是，發(fā)生一場為茶而戰(zhàn)的戰(zhàn)爭。
“茶對于邊地游牧民族而言，是血，是肉，是生命，茶有助消化，分解牛羊肉毒的功能被發(fā)現(xiàn)后，從唐代開始就成為中原王朝控馭少數(shù)民族的一種手段，當時開設茶馬互市，主要就是這個目的。”云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、“茶馬古道”的主要命名者木霽弘說，“到清代的康熙，才認為沒有必要沿用這種手段”。
用茶葉制茶膏：中國古人的智慧
要說茶膏，無法回避茶、普洱茶，茶膏是國人茗飲方式的發(fā)明和改進，它的誕生既是品茗方式的革命，也是對茶，尤其是對普洱茶品質的提升。
把茶與“膏”首度聯(lián)系起來，還是唐人陸羽，他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說：“出膏者光，含膏者皺，宿制者則黑，日成者則黃。”對于這段話，是否就是茶膏的出現(xiàn)，目前學界爭議頗多，但不管怎樣怎樣，陸羽發(fā)現(xiàn)了茶有膏、茶出膏的現(xiàn)象無疑。
現(xiàn)在找得到的歷史文獻中，第一次正式記載茶膏的史籍是清人吳任臣所輯《十國春秋》，這是一部編撰紀傳體史書，它記述了五代時期十國君主事跡，史料采自五代、兩宋時的各種雜史、野史、地志、筆記等文獻資料，該書記載，早在南唐閩康宗通文二年，即公元937年，就有貢品茶膏進獻，“貢建州茶膏，制以異味，膠以金縷，名曰耐重兒，凡八枚”。
這段文字告訴后人，“茶膏”一詞正式出現(xiàn)，數(shù)量極少，只有八枚。
這是陸羽死后至少130年后的事了，即使陸羽時代茶膏未曾問世，但從他的記述看得出，應該是在萌芽了。
有觀點認為，茶膏的出現(xiàn)與唐代作餅制茶工藝有直接的關系，“因為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對這種制茶工藝歸納為十四個字，即‘采之、蒸之、搗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’，這里的‘蒸、搗、拍’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，在空氣氧化作用下，出現(xiàn)膏化現(xiàn)象”。
這個觀點盡管只是推測性的，但符合茶制品逐漸出現(xiàn)的邏輯，因此可以理解為，在陸羽生活的8世紀后期，茶膏這種茶制品，已經(jīng)呼之欲出了。
入宋以后，“宋代的制茶者對茶葉的膏化現(xiàn)象比較重視。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(xiàn)的‘膏’，是茶中珍品。他們采用榨取的工藝，先將茶蒸熟，再‘須淋洗數(shù)過，方入小榨，以去其水，又入大榨出其膏’，成功地將茶膏從茶葉中分離，使其成為獨立的產(chǎn)品”。
正是這種“小榨去水，大榨出膏”的壓榨被蒸熟的茶葉的制膏方式，使得業(yè)內(nèi)公認，茶膏，正式形成于宋代。
這種制膏方式，對于云南邊陲是有啟發(fā)的，云南土司則以云南喬木大葉種茶葉為原料，采用大鍋熬制的方法，小范圍制作，形成普洱茶膏雛形。
有了茶膏，普洱茶膏的誕生就是自然而簡單的事了。
云南土司制作普洱茶膏，采用的方式與宋人以“榨”的方式出膏不同，是用柴火給大鐵鍋加溫，在大鐵鍋內(nèi)熬制，簡稱“大鐵鍋熬制”法，這種方式，直到今天，依然為不少作坊式茶企所采用。
普洱茶膏的正式命名，據(jù)說是清代的事。
清乾隆年間，鑒于大鍋熬膏有質量問題，加上憂慮安全因素，清廷把茶膏的制作，直接遷入到皇宮內(nèi)的御茶房，據(jù)說原址在乾清宮東廡，同時對制作工藝上做了改良。
工匠們借鑒宋代“小榨去水，大榨出膏”的工藝，同時采取了一套類似今日低溫萃取、低溫干燥的工藝，使產(chǎn)出的普洱茶膏絕勝于昔日，“普洱茶膏”于此正式得名。
普洱茶膏在古人看來奇妙到什么程度？清人趙學敏在其所著《本草綱目拾遺》中如此評價：“普洱茶膏黑如漆，醒酒第一，綠色者更佳。消食化痰，清胃生津，功力尤大也……普洱茶膏能治百病，如肚脹，受寒，用姜湯發(fā)散，出汗即可愈……受熱疼痛，用五分茶膏噙口內(nèi)，過夜即愈。”
趙學敏進而說，“普洱茶膏能治百病，如肚脹受寒，用姜湯發(fā)散，出汗即愈；口破喉顙，受熱疼痛，用五分噙口，過夜即愈；受暑擦破皮血者，研敷立愈。”
普洱茶膏繼承了普洱茶所有的特點——降脂、解毒，“它同樣具有普洱茶的‘三降’（降血壓、降血糖、降血脂）、‘三抗’（抗癌癥、抗衰老、抗輻射）功能，尤其它有止血消炎功能，是天然的植物消炎藥。摻普洱茶膏和面做蛋糕，這種蛋糕可在常溫下一個月不壞，它能有效抑制細菌生長。”